他们几乎全年无休，随时待命。宠物不会和人约好时间走失。八年期间，他和团队找到的宠物大约一千多只。
“看见那边屋檐处凸出来的一小块儿了吗？”孙锦荣眼望着窗外，我顺着他右手指的方位也看了出去。
我并没有看到他所指的是什么。在我看来，远处的屋檐看起来都一个儿样。
“那是一只鸟。”他说。直到鸟儿飞走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儿起飞的。
孙锦荣把这种一眼看上去和事物常态不一样情形的称作“异型”——在他给我举的这个例子里，异型就是“凸出来的一小块儿”，别的屋檐上没有。快速而精准地看到“异型”，是他职业的基础本领之一。
他是一名宠物侦探。
01每年，和几千只动物的交集
宠物侦探做什么？具体说来，就是受人雇佣，帮助寻找走失的宠物，通常是猫或者狗。寻宠过程中，需要使用的工具包括望远镜、夜视仪、强光手电筒、生命探测仪、管道探测仪等专业设备，而软件能力，则是宠物侦探的团队合作、经验程度、观察力等等。
在上海浦东郊区，39岁的孙锦荣租下一栋三层的民房，和十六个年轻人，以及他的老父亲住在一起。从独行侠一般做宠物侦探，到如今有所建树的小团队，他经历了八年。
几乎全年无休，随时待命。宠物不会和人约好时间走失。八年期间，他和团队找到的宠物大约一千多只。通常说来，白天找狗，夜里找猫，团队成员们几乎难以拥有正常的作息。
孙锦荣总是戴着一顶鸭舌帽。他说，这份工作让他脱发严重。疫情期间他不知觉胖了些，但这两个月，他又一下子瘦了十几斤。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看上去已经拥有正常偏瘦的体型。可他还想减到更轻的体重，因为更瘦才能“轻松地钻到车底盘下”。很多猫会躲到车底盘下。
孙锦荣自己有一套特殊的观察事物的方法。除了“异型”，他还从自己的工作里提炼出“色差”“动态”这两个概念。“再举个更生活化的例子。如果一桌子人围着吃饭，其中一个人是左撇子，这种情况也属于视觉上的‘异型’。我们做宠物侦探的，哪怕是无意识地扫一眼，也能一秒钟看到那个左撇子。”这种情况下，他看到的是事物排列状态的异常。
这些概念称不上严谨，但却实用，让他的徒弟们可以更加敏感地去从轮廓、颜色、活动等几个方面判断事物。“去注意一大片颜色中出现的不一样的颜色，因为那可能就是藏在绿叶中的动物，如果树叶有异常摆动，更要留意。”
这听起来有点玄乎，但他说平时就得从这些方面入手，长期培养自己的感官，到了寻找动物的现场，才能“像本能一样调动起来”。而这种敏感度，甚至不仅仅包括视觉——他需要感受风向，从纷杂的气味里识别出猫尿味儿，也要综合判断周围的环境，判断动物的去向。
这种寻找和接近动物的技巧，都是他花心思和时间总结出来的。此前，新京报曾报道，“为了模仿幼鸟的叫声来吸引猫，他练了两年多，终于能用嘴发出相似的声音。”
但所有的技巧、经验和直觉的运用，也同时需要放弃侥幸心态，否则就可能造成失误。“比如查看一段监控视频，需要把丢失时间前后几个小时一帧不漏地看完，因为如果你在一个时间点里看到狗往左走，就兴冲冲往那个方向去找，但是它也可能在几个小时后又往右走——监控还是录下来了，你没看到，就完全去了相反的方向。”
这有点近似于人们通常说的对“第六感”的运用——需要“笨功夫”，但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。
猫会藏在人眼难寻的地方。比如楼顶房檐、下水道、灌木丛后……而无人机可以飞到高处，夜视仪方便在不惊扰动物的情况下进行夜间搜寻，生命探测仪则可把搜寻范围进一步缩小。这些硬件设备也像是他感官的延伸。
懂动物当然也是基本功了。比如，要给猫咪安全感，应该用毛巾或毯子盖上它们的眼睛。通常，这个团队还要向宠物主人详细了解它们各自的信息，包括年龄、性别、个性，以及它们熟悉的交流方式等等。
孙锦荣团队使用的设备
“一年要找多少只动物？”我想知道现在这个团队的工作量究竟有多大。
他并没有精确计算过。不过他告诉我，“几千只是有的”。这几千只，包括一年接的全部寻宠订单数量，以及团队救助过的动物。前者是商业项目，后者是公益行为。救助，简而言之就是帮助流浪动物进入一个安全地带，这其中就包括帮困在高处的奶猫回到平地，帮流浪猫狗找到愿意收养的家庭，或联系治疗疾病的机构……如此种种。
十六个年轻人来自天南海北，基本上是九零后、甚至九五后，有做过厨子的，有做过销售的，也有创过业的。孙锦荣给他们包吃住，底薪加提成，像带徒弟一样把寻宠的经验传授给他们。
“法斗的市场价格很高，差不多一万以上一只，所以被人抱走的可能性很高。另外这种狗的鼻腔短，这几天上海的天气也很热，要注意周围的水源，它可能会去寻水。”在一块白板上，孙锦荣画下了一幅简易地图，那是最近一只法国斗牛犬的走失地。“周围有菜市场，里面有卖卤菜熟食的，也要多注意这里有没有它的去向。”
他在地图上圈出了菜市场的位置，徒弟们点头记下。
孙锦荣正在给团队成员讲述寻宠的基本信息和经验
除了技术和经验，孙锦荣还希望这些年轻人能从这份工作里找到“价值感”，而不仅仅把它当作一份工作。
“我觉得这工作能真的帮到人，也能帮到小动物。”金涛，一个皮肤白皙、戴眼镜的斯文小伙告诉我，这不是一份纯体力的劳动，得靠脑子。他通常在夜间寻猫，在这里待了快两个月，所以几乎没有晒黑的迹象。
金涛沟通能力强，所以也常常负责和失主的沟通。安抚失主的情绪，让对方冷静地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，在孙锦荣看来，也是这个职业的素养之一。除此之外，不轻言放弃、能吃苦、善于观察等等，也是他对徒弟的期望。“他们得在我这儿从男孩长成真正的男人。”
02职业寻宠第一人
这些经验都是孙锦荣拿脚走出来的。
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孙锦荣完全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做和宠物相关的行业。他在工厂打过工，后来和前妻一起开教育培训类的公司，甚至一度把业务做到了海外。在外人看来，那是他最“风光”的一段时光。
离异后，他选择净身出户，三十多岁的男人得从头开始一份事业，或者工作。朋友把他介绍到一个宠物救助机构，孙锦荣开启了一段此前从未体验过的生活——放弃企业主的身份，“收拾狗屎狗尿”。“那时候我就想放弃自己以前积累的全部自尊，把自己摁在地板上摩擦，摩掉我以前生意生涯中积累的虚荣。”
和动物打交道确实给了他不一样的体验。有一回，他随宠物救助机构的负责人一起去菜市场救一只猫。他还记得见到那只猫的第一眼：沾满污泥的毛发令它无法把双眼睁开，看上去虚弱又无助。和他同行的人把猫一下子抱在怀里，用手挠着它的额头和下巴，毫无芥蒂。“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人能如此爱动物，一点儿也不嫌脏地爱它们。”
他们给猫洗了澡，猫变了个儿样。没了污泥，孙锦荣看到了一双“此生见过的最明亮的眼睛”。
从这一次起，他慢慢开始对动物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。救过的狗，在时隔半月后还会认得他、跟在他后边儿走。如今，当他找到丢失的宠物、帮助它们回家后，宠物在安全的环境里看他的眼神，是他在这份工作里最大的安慰——他在其中实现了某种帮助弱小的“侠义”情结。
从公开报道来看，孙锦荣是中国第一个以职业状态做寻宠的人。刚开始，他是个独行侠，没有助手， “一天就收个两三百劳务费，甚至有时一百块我也做，只想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方法来。”
“宠物侦探”这个名号是一个客户几年前给他的。那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叫自己正在干的事，“专业找狗的？听上去怪怪的”。
很难统计中国每年有多少只宠物走失，但在网络上，在小区的墙壁和电线杆上，人们多少都见过寻宠启示。一项美国的数据也许可以作为参考：全美平均有1/3的宠物会在生命周期内丢失，只有不到2％的猫和15％-20％的狗最终会被寻回。在孙锦荣接触的案例中，大多数宠物丢失都是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：不拴狗绳、纱窗没关好、家门没关严实之类，他统称为“人祸”，或是“不当养宠”，属于本可避免的走失。
但是宠物能否找回，并不是一件能百分之百保证的事情。在走失期间，被人恶意占有、出车祸、死亡，或是主人本就提供了错误的信息等等情况都可能发生。有人甚至打电话来，问孙锦荣能不能帮忙找找丢了两年的狗。
“这事儿和开锁、通下水道不一样，存在很多我们作为人都无法预料的认知盲点。”寻宠过程中要付出的精力和努力，可能大部分都属于“无用功”——因为无人拥有上帝视角，他们只能每一种可能性都试一试：从社区的监控摄像头，到挨家挨户地拿嘴问，甚至是翻围墙查看具体的环境……每一条路径只能提供一个视角的信息。
有一回，他们找一条牧羊犬，花了几天时间都没找到，最后费了很多力气摸排线索，才明白原来找错了地方。那条狗在高架桥上碰到了开窗键，在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跳了出去，而当主人意识到狗丢了的时候，车已经开出去很远，所以给的地点信息也是错误的。直到找到狗，他们才把中间的线索给串起来，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。
有时候，宠物找到了，但却是死的，或是只能找到身体的一部分。前不久，孙锦荣的一个徒弟带回来一颗狗牙，那是他最后能找到的狗身的部分。最后，徒弟用透明的包装袋把那颗牙装好，寄给了狗主人——这让他对自己的培训成果倍感欣慰。“他没有随随便便找个破布之类的，而是用干净的容器给它装好，这种基本的人道意识，也是我想传达给他们的。”
03难以算计的价格
孙锦荣需要面对许多不被理解的时刻。
孙锦荣做了八年，可大多数人对这个职业在做什么、怎么收费、如何评判服务成效，没有具体的认知或印象。有的失主对寻宠行动抱有过高的期望，甚至一个电话打过来就问“多少钱能找到一只狗”。“这不是一个付出了金钱和精力，就一定能有结果的事情。我们能做的，只是在受雇用的状态下，以我们的经验和技能，提高找到的概率。”
收费方式也是他根据自身的直接经验创造出来的。在谈好订单后，宠物失主需要先付一笔定金，这里面包括一些寻宠工作的基本成本，比如人员调配、寻宠启示打印、车辆的损耗等等。有时候，甚至寻宠的人已经到现场了，结果对方反悔，要求退还定金。“但有些人看不到已经付出的这些成本，他们只会看你有没有去找，甚至只看你有没有找到。”
不过近几年，这类事情渐渐少了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随着业务越做越大，他更能够挑选“能理解这件事”的、能理性沟通的人来作为他的服务对象。
我见到他的那天，正巧碰到他接了一通“不太愉快”的电话。他接了一个单子，期间也保持着和失主的联系。中途，一个电话打进来，对方对花钱寻狗这件事产生了犹豫——原来是失主的姐姐。这个家庭内部未对寻狗的决定达成一致意见，孙锦荣这边的人员却在第一时间就被调度到了现场，却因为这个家庭的迟疑，无法开展行动。
“我只对跟我下订单的人负责。”孙锦荣反复向对方强调。团队无法替任何失主做决定——这种情况下，只能等对方做好决定后，再采取下一步行动，别无他法。
中国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。《2019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》显示，2019年中国城镇宠物-犬猫市场整体消费规模达2024亿元。艾媒咨询预计，2020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将达近3000亿元。
但是，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职业寻宠也远没有形成行业规模。除了孙锦荣团队，人们很难在公共媒体上看到这群人的踪迹，也难以了解这类职业群体的生存状况。在日本，职业寻宠也是作为“新兴职业”存在，难以确立行业标准和规范。
也无法统计中国目前有多少人做着和孙锦荣类似的工作，但据锦荣说，“鱼龙混杂”。“全国真正在做这件事的团队不超过10家。另外有一些打着这个名号骗钱的，比如拿了定金就失联。”
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孙锦荣也没有想过向社会募集捐款——尽管在一些人看来，他做的事情带有某种“公益色彩”。他希望能够创造一种商业模式，让这件事情变得可持续。现在，他采取“劳务费+赏金”的收费方式，前者600~1800/天，依据寻宠出动的人数而定，后者3000元起，成功寻回才有这笔收入。如果没有找到，就只收取劳务费。这样算下来，可能一笔寻宠的费用就已经接近或超过一只宠物的市场价格。
面对一些付不起价的失主，他也无能为力。“我希望人们能理性养宠，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养宠。”同时，为了呼吁人们避免宠物走失的“人祸”型悲剧，他通过自媒体和视频，向人科普科学养宠的知识。
在评价规则没有达成普遍共识、行业标准不明晰的情形下，上述“不理解”的情形出现也是自然。“其实我心里最理想的状态是，以靠纯赏金来养活团队——就是没找到的情况下，失主不用付出任何财力。但这需要一定程度的市场规模，也需要我们团队有足够高的找回率。”目前，因为团队“每一天都要付出成本”，而赏金是无法覆盖这部分成本的。
他的父亲，也曾是不理解他的人。“老人会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经的职业，劝我找个班上，好好稳定下来。” 但如今，见儿子的团队逐渐扩大，父亲有时帮衬着料理些家务，心也安了。
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这个职业在做什么，他也开始做一些形象传播和运营。如今，他的团队还会把寻宠的过程剪辑成三分钟左右的视频，形式如同时下流行的vlog。在最新一期寻宠的视频中，他介绍了寻找一只猫咪的地理位置、周边环境。“寻找猫咪的过程中，我们常常要深入到动物的世界里，和蛇虫鼠蚁打交道已经习以为常。”在画面中，手电筒照着茂密的草丛，让人直观地感受到这个工作要面临的日常环境。
随着名气的增大，媒体和拍摄团队也频频来访。然而，采访可能会干扰正常的工作，也可能让年轻人的虚荣心膨胀，他开始觉得“有些不好管理”，人员的流动性变高了。“有些年轻人在媒体上露脸之后，就不太用心工作了。”
但这可能本身就是职业化过程中需要处理的问题。“一步一步来吧，先把该做的做好。”像解决其他的问题一样，他也只能面对，无法逃避。
